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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探讨

时间:2016-05-26 17:04:29  来源:湖南省刑事法治研究会  作者:陈彩虹  阅读:

 交通事故类犯罪是日常生活中常见高发的犯罪形式之一。据相关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发生较大交通事故574起,死亡2496人;重大交通事故24起,死亡361人;道路交通伤害已经取代自杀成为伤害死亡的第一位原因,年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往往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紧密相连,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界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属于证据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其证据属性分类的混乱的现实情形,都不利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交通肇事罪中的使用,同时我国相关法律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规定的多种多样,使得司法机关在实践适用中出现混乱的情形。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

 

我国2004年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对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的用以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由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三个部分组成。在此之前,根据1992年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前身,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指交通管理部门在查明交通事故的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转化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从形式上看无甚差异,只是删除了“责任”二字。然而实质上,则产生了法律性质上的本质的转变,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警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性质属于行政确认,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质则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这种法律性质的转化,一方面减少纠纷与诉讼环节,直接切入对实质问题的司法审查,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法律的认定与交警部门的认定内容相互矛盾,有利于维护行政行为的公信力和权威。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直接使用。这一规定主要目的在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提高诉讼效率,更好地证明案件事实。由于行政机关对证据的收集程序不像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那样严格,因此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只有达到较强的客观性标准时,才能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收集的相对客观性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符合法定要求,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是交警部门通过对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意见,及时制作的法律文书,不排除其中有主观因素的内容,但其客观性较强,基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立法意图,对于符合法定要求的认定书,在司法机关审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其可以作为证据。


可以说,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予以了证据属性肯定,这使得《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认定书的法律性质上协调统一,有效防止了法律之间的冲突。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分类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证据的立法规定,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理性分析,很难找到其所属证据类别的合法归属。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哪一种法定证据形式莫衷一是。

 

 

(一)书证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认定书是书证。书证是以其所载的文字、符号、图案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品。持该观点的人理由主要如下:第一,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其职权对于交通事故的事实、成因以及当事人责任所作出的确认书。它是通过其所记载的内容如事故的时间、地点、当事人以及道路的基本状况,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从认定书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来看,其符合书证的要求。第二,认定书符合书证的形式要求。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依照其法定职权制作的确定书,其记载的内容包括客观的案件事实以及根据制作人经验和逻辑推论出当事人责任的意识表达,其属于一种公文性的书证。


笔者认为将认定书归属于书证不妥。如上所述,认定书确实具有书证的一定特征。但是,进行深入的考量,就能发现认定与书证的区别。一方面,书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其是在案件发生前或者案件发生过程中所形成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而这些文件或物品所记载的内容或恰恰能够证明案件的某一待证事实。认定书是形成于案件发生后,不符合书证形成时间这一要求,在形成时间上来看,认定书更趋向于笔录证据。另一方面,认定书达不到书证客观性要求标准。书证的客观性是不以办案人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书证形成后办案人员以及相关主体是不能对其原所记载的内容进行改变,然而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在查清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的责任划分进行了主观综合判断,其必然会受到办案人员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二)鉴定意见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认定书是鉴定意见。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交通警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应当取得相应等级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资格。故从此处可以看出认定书是由交通管理部门指派的具有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交通警察,就交通事故的事实、原因以及当事人责任划分作出的分析判断,具有鉴定意见要求的专业性与科学性特征。其二,鉴定意见区别于物证、书证以及勘验、检查笔录之处就在于其不但具有客观性,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认定书不但需要对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进行记载,还需要交通警察根据个人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进行分析判断。认定书既符合鉴定意见专业、科学的客观性要求,又符合鉴定意见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主观分析、判断的特征。


笔者认为不应当将认定书归类于鉴定意见。第一,制作主体不同。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资格和条件进行原则性的严格限制。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是鉴定意见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虽然交通警察到达了行政执法的资质要求,但是其专业性以及中立性是无法满足上述《决定》对于鉴定人资质的严格要求。以及制作认定书的主体单位公安交警部门不符合鉴定机构资质的相关要求,一方面单位不能成为鉴定人,另一方面鉴定机构要经过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第二,产生依据不同。鉴定意见的产生是源自于办案机关与当事人的委托,鉴定程序的启动具有被动性。而认定书的依据是法律赋予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职权,其程序的启动具有主动性。第三,内容的区别。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对于案件中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的科学分析,不能针对具体事实问题作出法律上的评价与判断;认定书是交通警察在查清案件事实的清楚上,运用法律条文对当事人责任划分作出的法律评价,涉及到法律的适用问题。第四,救济方式上的区别。根据新《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对于鉴定意见不服的,符合法定情形的可以通过补充鉴定与重新鉴定进行救济;而对于认定书不服的,只能通过申请复核这种内部救济方式进行救济,这与鉴定意见的司法救济方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出于对司法实践的便利性的追求,而盲目的主张将认定书生搬硬套的界定为我国现阶段立法所规定的八种证据形式之一。其实,在司法实践中类似于认定书的,如警犬鉴别结论、社会调查员报告、庭审笔录以及侦查机关办案情况说明等材料都不能明确的归属于八种证据形式。并不能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符合我国法定的证据表现载体形式,就否定其为证据的属性。我国证据立法将证据细化、总结概括为八种形式,是一种经验产物,既不周延也无严格标准,在这种机械的、形而上学以及封闭式的证据分类的前提下,我们不能过分的拘泥于对证据属性进行分类。

 

三、交通事故责任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依据 

交通事故责任是认定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不仅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有相应的规定,而且《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称《解释》)明确规定了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是以分清事故责任为前提基础,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责任承担是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解释》中规定的交通事故责任混同,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行为人在交通管理法规上所需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直接认定为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这种将当事人在行政执法中所要承担的违章责任直接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显然是不合理的。

 

其一,交通管理的行政法规和刑法在所追求的目的和制裁手段上完全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对交通秩序的管理与维护,十分注重执法的效率,其处罚的程度轻微;而后者强调的是对犯罪行为的打击与制裁,伴随的是严厉的惩罚。如若不考虑两者的差异,会造成交通肇事罪认定上的随意性。其二,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运用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认定书的证据属性决定了其在诉讼中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证据适用规则,必须经过法庭质证程序,由法官对该证据材料进行具体的审查判断,是否具有证明力以及能否被采信最终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决定。如若认定书存在法定的应当排除的情形或者是与其他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法官可以依职权将其排除或者不予采纳认定书的相关事实内容。其三,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所规定的,一旦出现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形,推定其承担全部责任。推定事故责任满足了行政执法效率优先原则以及交通秩序管理、维护的目的,对于推定事故责任我们承认其在行政执法中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粗糙的推定是不能用来直接认定刑事责任的,对于交通肇事的责任认定,办案人员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责任进行全面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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