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杀医案：政府最应反思，怎能袖手旁观

　　温岭杀医案：医患冲突升级倒逼卫生法制“跑步前进”

 

　　从行凶者个人而言,其因性格偏激及病理性畸形冲动,实施了犯罪行为,就要追究个体刑责;从整体的医疗环境而言,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严峻,医生相对处于主动地位,其医疗技术、医疗服务态度会直接影响医患关系走向,而药品回扣事件等医疗腐败现象的屡屡发生,导致医生公信力受到损害,加之出现医疗事故后,事故鉴定单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患者处于弱势一方,唯恐正当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而医生又害怕被追究医疗事故责任,更倾向于采取保守治疗,客观上为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埋下潜在隐患。

 

　　三问温岭杀医案

 

　　追问一：一个鼻子的微创手术，为何最后酿成了血案?

 

　　为何一个微创手术的纠纷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都未能解决?在该医院看病的患者对这起事件议论纷纷，记者观察到，医生和患者“互不信任、互不理解”是悲剧产生的一个原因。

 

　　追问二：拿什么来拯救当前脆弱的医患关系?

 

　　患者看病难、城乡医疗水平失衡、医生工作缺乏尊严、医药关系不清等体制弊病才是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唯有老百姓看病畅通，医生们获得应有的保护保障，医院不再为营收绞尽脑汁时，医患才有重归于好的可能”。

 

　　追问三：加强安保是否就是让医院命案绝迹的良方?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加强安保，固然能够防范部分有极端情绪的患者，从一定程度上保护医生的安全，不过这种方式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医患矛盾，而且还可能会增强双方心理的紧张。

 

　　改变医患关系需要“跳出医疗”

 

　　解决医患关系需要制度性构建。但必须承认的是，时下的信任问题并非局部而是整体性状况。除了医疗，在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只有59.7分，只有三成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并呈现出持续下滑的态势。更糟的是，由于信任度的不足，个体的暴戾化倾向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暴力，中国人越来越像“愤怒的小鸟”，为争一个座位，或一言不合，都可能拳脚相向。

 

　　离开宏观环境进行微观叙事，最终会陷入“就事论事”的窠臼中。从妖魔化教师到医生，直到“杀医案六成人高兴”的社会现状来看，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整体性的局部矫正，失去了最稳固的基础。因为只有看到整个社会所出现的信任危机，才能避免过多强调别人、制度、社会和国家责任，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人人参与”。假若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旁观者和局外人，那么这种信任困局永远无法解决。

 

　　医患关系只能耐心“调养”

 

　　在以往的分析中，医生往往被定位为强势和恶劣的一方，因此被认定在医患矛盾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随着患者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逐渐增多，继续把医患矛盾归罪于医护人员，不免有点不近情理，于是把造成医患矛盾的罪责，归结于不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又成了最普遍的结论，并把“尽快改变不合理的医疗制度”，视为根绝医患矛盾的“治本之策”。

 

　　“治标”与“治本”，显然脱胎于中医理论。而“治本”与“治标”之高下，对于中国人而言，则是不言自明。于是，每有社会弊端出现，往往有无数评论者纷纷提出各种“治本之策”。但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解决医患矛盾、缓解医患关系这件事上，其实没有像扳道岔那样瞬间扳到正确道路上的“治本之策”。转变医患关系，需要的反而是中医中的另外一项核心理念——调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