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暴力“狂欢”所揭示的价值失范

9月15日发生在西安的打砸日系车事件，对西安市民李建利一家犹如一场噩梦。这噩梦的到来毫无征兆，但它导致的悲剧性后果却是如此沉重而清晰。本报记者李然走近李建利一家，走近噩梦发生时的在场者，为我们真实再现了发生在西安的那一幕。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普通人的生活美梦被一股盲目的力量瞬间击碎，反日抗议中的暴力活动让目睹者难掩愤慨，而隐藏在这些现象碎片背后的逻辑悖谬和价值混乱，更是值得人们深深思考。

李建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安市民，虽然辛苦攒钱买了一辆日系车，但他对日本说不上有什么亲近之情。他带着一家人，本来要去北郊建材市场选购一些装修材料，却没想到刚好碰到了一群打砸日系车的“爱国者”。他下车不久，一把钢锁就砸在了他的头上，造成了开放性颅脑重伤。悲剧并没有让那股盲目的仇恨力量放缓脚步，它依然在西安的街头席卷，并不断造成毁坏。在西安做五金生意的河北青年韩宠光，本来也打算带人参加反日抗议，但在目睹李建利的遭遇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劝阻者和施救者。他和一位不知名的出租司机、一位年轻的交警在特定的时刻交会，成为混乱、疯狂的西安街头另一种理性和侠义的力量。韩宠光虽然没有和“那伙人”正面交锋，但他的在场，就像是西安这座古老文明都市的自我救赎，令人感受到比毁坏更为强大的精神震撼。

发生在西安等多个城市的打砸日系车活动，虽然被冠以爱国之名，但更像是一场暴力宣泄与非理性“狂欢”。虽然狂欢往往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但这场“狂欢”却有着明确的逻辑支撑，那就是一种愚蠢的“归罪化”——凡是购买日货的都是不爱国的，都与“购买”钓鱼岛的日本人是同伙，都应该受到惩罚。“归罪化”让非法行为打着正义的幌子，从而更加肆无忌惮，而围观者也因之感受到某种代偿的快感。而只有真的走近这些打砸活动的受害者，倾听李建利等人的心声，看看他们所遭受的不公与损害，才能清晰地看到“狂欢”的非正义与“归罪化”的荒谬。那些有着日系血统的商品本身只不过是工业制造物，那些购买和使用日系商品的人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为日本经济做贡献，更没有打算为日本极右势力的强大做后盾。把日系车和车主作为反日活动的目标，不仅完全“失焦”，而且显露出参与者的盲目与软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京上大学，那时每到特定的历史纪念日，大学生们都会喊起“抵制日货”的口号，以唤起特殊的历史记忆。每当那样的时刻，心中总会充满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愤恨，完全无暇去思考这个口号的现实意义。发生在今天的打砸日系车活动，其实是“抵制日货”的一种暴力翻版，其行为背后有一种虚幻的经济战争猜想：只要所有中国人都不使用日货，日本经济就完蛋了，中国就不战而胜。且不说这种全体国人拒用日货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只要把中国自身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上去考察，就会发现，这种想象的经济战争即使真的打起来，中国经济也会成为受害者，就像那些无辜的车主一样。完全缺乏经济学常识而幻想经济战争，就像对国际政治完全缺乏了解而幻想“核灭日本”一样，都暴露出热血冲脑后的短视与无知。

“抵制日货”的口号和行动是上个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抵制日货”成为国人唤醒民族意识的一种精神圭臬。但在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中国与日本有了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之后，“抵制日货”的局限性也就显现出来。首先，“抵制日货”是在两国国力不对等、无法在战场上公开角力时，国民表达爱国立场和反日意愿的行动口号。时至今日，中国对日本单方面“国有化”钓鱼岛等行为，对日本极右势力的反华动作，有着大量可以运用的战略战术手段，“抵制日货”因其效果有限已经不成其为对策。其次，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贸易往来活跃，这种经济交往对中国也是有利的，民间的“抵制日货”行动不仅很难得到政府支持，甚至有违贸易自由化原则，从而损害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另外，“抵制日货”由于是一种应急反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体验相违背，在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用到日货的情况下，“抵制日货”难免自欺欺人的意味。

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很难避免各种形式的国家对抗。尤其在有着历史仇怨的中日之间，交往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多种争端。当代国人在表达爱国热情的时候，如果找不到更具现实感的话语方式，如果不能运用正确的行动策略，就难免被盲目的暴力热情所裹挟。发生在西安的李建利悲剧，虽然是少数人一手造成的，但它所反映出的其实是价值失范。我们在为李建利一家感到惋惜和同情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在爱国热情高涨的日子里，我们真正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河北青年韩宠光，很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