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性奴案”的社会学意义

    □何龙

    洛阳“性奴案”曝光后，洛阳警方迄今为止的应对方式，应该可以得到良好的评价。

    在采访记者微博发帖表示有人跟踪追问消息来源时，洛阳公安的官方微博马上表示愿意随时提供保护。接着，洛阳公安局又及时通报了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开道歉，并对相关人员作出停止执行职务的处理。这些都可圈可点。

    这宗案件其实只是个案。正因为少见，不太容易被人发觉。但人们奇怪的是，这个小区总共有48户住家，离派出所不到100米，距武警洛阳支队也不过200米，案件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发现？这些女性完全可以利用外出卖淫时逃脱并报案，或者可以在李浩外出时喊叫求援……但这些情况都未及时发生，直到其中一位逃离，案件方才告破。

    因此，洛阳“性奴案”更适合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案例。许多人发现，它符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特征。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绑架了6名职员。令人惊奇的是，人质获救后却想念起劫匪，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专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构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条件，一是生命受到威胁，二是绑架者有小恩小惠行为，三是被绑者与外界隔离，信息被控制，四是恶人的威严所产生的魅力。六个女性的处境，基本上都与这些特征吻合：她们处于密闭的囚室，信息被李浩控制；“暴君”李浩有种邪恶的魔力，他对谁好，就是对谁的“恩宠”，她们本能地通过排他来争宠；她们没有反抗，是因为反抗的生命代价太高……

    这个案例说明，通过情境的设置，人也是可以被驯服的。当年法西斯极权统治者能够牛马般地驱使人民发动战争却少人抗命，就是“驯服”的结果。因此这个案例给人的启发是，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防止人被“驯服”，而信息公开，建立民主、自由和法制社会，就是去“驯服情境”的重要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