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刑事和解存疑

    近日，北京市一中院正式对外公布了《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根据该《意见》，在自诉案件和侵犯个人权益的刑事案中，只要案犯和被害人达成谅解，法院在量刑时就可以对案犯从轻处罚或免予处罚。日前，本网赵荔律师接受影响力周刊记者采访，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一个好的法律并不在于体现法律尊严，重要的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被害人得到赔偿，也就减少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刑事和解存疑

　　□本报记者 许夏颖 发自北京

　　积水潭立交桥。 公交、出租、私家车、自行车在交错中艰难地挪动着，正是下班时分，作为二环的核心地段，这几乎是每日例行的拥堵。

　　车水马龙中，驾驶自家机动车的刘振来正试图并入主干道，却与开出租的郭乃奎发生了摩擦，不快上升为争吵，争执演变为推搡，愤怒中，刘振来挥掌向郭扇去……

　　2月5日，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官认为刘故意伤害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如果达成了刑事和解，刘振来或许不用为两年前的一时冲动走上法庭，他与郭也可在庭外握手言和。

　　广泛采用的刑事和解

　　同样是“一巴掌”引发的刑事案。

　　保安郭志强感觉很“冤枉”，自己只不过想要跟烟抽抽，却遇到如此“抠门”的同事，一耳光打得同事左耳骨膜穿孔，也使自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据各地检察院不完全统计，轻微刑事案件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占有较高比例，约为一半以上甚至接近七八成。

　　轻微刑事案中，又以因邻里纠纷、琐事引起的争执、同学间的打架，当事人冲动而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为多，尤其在农村地区村民之间。

　　为进一步规范刑事和解工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24日召开发布会，正式出台《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中院副院长陈锐介绍说，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以道歉、赔偿取得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谅解，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据此依法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免予处罚的工作方法。

　　“诉辩和解这种办法实际在全国各地法院，大家都在使用，并不是说没有。”北京亦非律师事务所专业刑事律师赵荔说。

　　赵荔告诉影响力周刊记者，最高法院曾对轻伤害案件不追究刑事责任做出司法解释，一中院的这个《意见》还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并不是开了某个先河，主要是在司法实践中更利于法官的具体操作。

　　和解的互惠与忧虑

　　目前达成刑事和解的主要以对他人的故意伤害，特别是熟人之间由于冲突导致的轻伤害，以及交通肇事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案件为主。

　　按照传统的诉讼程序，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取证，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再到法院开庭审理，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周期。如果刘振来能与对方达成和解，双方也无需为此耗费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通过刑事和解程序，对于一些简单的侵犯个人权益案件，若被告人与受害人双方能达成谅解，在短短数月甚至几十天内就可了结，大大节省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办案效率，对控辩双方无疑都有益。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虽然实现了对犯罪行为的惩处，但在弥补被害人损失、修复社会关系一直有所不足。

　　“一个好的法律并不在于体现法律尊严，重要的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被害人得到赔偿，也就减少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韩玉胜指出。

　　在司法和法学界，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刑事和解是“宽容相济”还是“司法不公”？

　　“作为受害者来说，得到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赔偿，也是心理上的抚慰。一个人是受到伤害得到补偿好呢，还是伤害后连补偿都没有好？”针对“花钱买刑”的说法，韩玉胜认为，“不能说他给赔偿了，法院从轻判处就是法律不公平。”

　　但公众对其公平性的担忧也并非无端揣测，现实中，因被告人及其家庭的权势、财力等人为因素干预司法，强迫被害人“自愿”达成和解的情况的确存在，曾轰动一时的哈尔滨“宝马案”疑云未解，被害人就是在种种压力下提前与嫌疑人达成和解的。

　　重在后续措施完善

　　在实际中，被害人之所以愿意选择和解，除了熟人间的一时冲突，或是情节轻微等因素，往往还与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利益关照不足有莫大关系。

　　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对物质损失的具体范围却没有加以界定。

　　即使被害人对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赔偿的请求成立，所能获得的民事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判决后的执行则更为艰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认为，对于因刑事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通常的做法是“先刑后民”，民事诉讼处于“附带”、“从属”地位，国家吞并了个人，私人利益被消解在国家利益之中。

　　《公安研究》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平均在400万起以上，大约200万左右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即使破案侦查并提起上诉，受害人获得了司法的公正，却没有得到实质的补偿。

　　一方面是公众对于和解导致判决不公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完全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受害人却可能难以获得足够赔偿的困境。

　　北京市一中院的《意见》无疑有利于和解程序的规范，但只有在立法中明确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完善和解后的相关替刑措施的同时，将民事赔偿从刑事诉讼中独立出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才能既消解“花钱买刑”的忧虑，又使受害者得到合理、应有的物质补偿和心理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