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规则观照的，应该是普遍人群的普遍问题，特别极端的问题用统一规则去约束，伤害无辜的概率要大得多
近日有报道称，北京一80平方米的出租房住了25人，引发网友热议。7月18日，北京住建委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通知》规定，北京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单个房间不得超过2人，不得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能出租。(7月18日新华社报道)
这些规定不可谓不严苛，要求不可谓不具体，但遗憾的是，网民的评价普遍不高。有人调侃，“制定这种规定的人，显然是说话不腰疼的官僚派”；有人感慨，这种蜂窝居住方式是万千北漂者不得已的选择，把他们搞得一张床都租不起了，难道让大家流落街头?有人批评，这样的政策看起来很美，问题是，一来这样的界定不好执行，较难取证；二来若真能执行下来，会起到很多负面的连锁反应——最直接的就是，北京市面上的房租会涨起来，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安身立命的成本会增加；接着会影响家政、保洁、物流等方方面面，最后成本都转嫁到北京市民身上；甚至有人预估，京城的房价也会受其影响而走高。
对于这些质疑，制定这些政策的人，不知会委屈多一点，还是汗颜多一点?
租房是一种市场行为，当政府部门有形的手要对这个市场施加影响的时候，一定得慎重。相关职能部门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而不能总是单向度地自我强化合理性。即便要进行干预，也应该着眼于创造条件、制定安全底线标准、稳定中介秩序等方面，在宏观上加以引导。具体怎么租、怎么定价，交给市场自发调节、自我发展要好一些。
简单地划定一个硬杠杠，人均不得低于几平方米，绝对化的“不得分租”，看起来是一片好心，但这种家长做派，常常会把市场搅和得更加复杂。不错，像前面所报道的，80平方米出租给25个人，当然是个恶劣的极端案例，但将极端案例作为立法立规的参照，是容易出现问题的——立法规则观照的，应该是普遍人群的普遍问题，特别极端的问题用统一规则去约束，伤害无辜的概率要大得多，当你去管25个人租住80平方米的时候，是不是要把5个人租住80平方米的人就简单地“牺牲掉”?
社会管理需要精雕细刻。一纸文件，会起到波动市场的蝴蝶效应，出台一个“不得……不得……不得……”的规定，可能是天底下最容易做的事情，可消化社会上一个个角落里“不要……不要……不要”的抵抗情绪，却并不那么容易了，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精细化治理的社会，应该少一点大刀阔斧、轰轰烈烈的严苛禁令，多一点点点滴滴、慢工文火的条件创造。比如，北京群租混乱房租过高，据报道不受规范的黑心中介利益驱动是重要原因，在制约黑中介上，做了哪些努力?“蚁族”们牺牲尊严，在最最狭窄的空间里几近窒息地生存，工资总是跑不过CPI的问题该怎样破题，政府为了企业轻装上阵不要求企业考虑职工居住问题，是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普通劳动者的生存成本?面对大量蜗居、蚁居的底层劳动者，政府是否提供了足够多的廉租房供应，是否考虑给纳税人适当的租金补贴?对于群租严重的聚集区，是否在社会治安、防火防盗等方面给予了更多有耐心的观照?
现代政府必须意识到:政府管得太宽，民众的生存空间就容易因此而变窄。禁令这东西，素来犹如黄河堵水，此处堵住了，不知道会在哪处决开了口。与其武断地在水患处投下砂石，寄望于禁令一出天下无事，毕其功于一役，莫若多一些文火细活，从安全标准、租房中介、收入拉升等各个层面创造条件，熬制一锅“疏导”的内涵汤药，于无形处，消除“群租不安”这个城市化进程里的浮肿之患——让黑中介从裸奔的昧心钱中走出来，让全社会从群租混居的安全忧虑中走出来，让每一个“蚁族”之士都能自我地挺直腰杆，从那些毫无空间的窒息小格子里“从容而舒展地”走出来，走到宽大舒适的房子里去。这，才是有尊严的社会生活，也是有品质的社会管理。（普沙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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